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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五常大师级的小丑

发布日期:2019-07-25 01:1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 

  改革开放初期,许多奇葩的经济与社会现象,不少是受到香港的影响,这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一带最为明显。比如卖楼花、炒地皮、包二奶、看风水等等。

  毫无疑问,香港对内地经济腾飞的贡献同样也功不可没,深圳如果不是毗邻香港,这个城市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。

  但如果从经济学理论方面去探究,说哪个流派抑或某个知名学者也作出了如何如何重要的贡献,恐怕学界不会有人信服。

  众所周知,经济学家是最注重“价值”理论的,遗憾的是,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论对经济的发展的“价值”何在,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。

  真正一流的经济学家,没有谁会愿意充当政府和企业家的顾问,少数沽名钓誉之辈在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下可能会去做,但他们只不过是掛着经济学家名头的“时尚人物”而已,历史不会有他们的座位。

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那些将他们聘为经济顾问的机构,从来不会遵照他们的意见去制定实战措施,顾主们需要的,只是为其所作所为找一种冠冕堂皇的依据罢了。

  从某种角度说,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形而上学,它不解决也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。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,他首先必须是哲学家,他只阐释方法论,但不提供方法,他只分析世界观形成或现象,但不提供改变世界的措施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是事后诸葛亮,所有对经济趋势进行预测并被实践证明“果然正确”的经济学者,其实不过是在抛钱币,正反是一种概率。

  衡量一个经济学家的优劣,其实不是给你指出走哪条路“正确”,而是是否能给你提示哪条是“此路不通”。

  芸芸众生都希望或崇拜那些向你指明“前进方向”的人,不感谢甚至讨厌那些提醒他们“此路不通”的人。譬如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思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就是那种提醒你“此路不通”的人,但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坐在冷板凳上。

  而来自香港的两位大神级别的经济学家,一个是张五常,另一个是郎威平,他们却非常自信地告诉你该怎么走,而事实上,这两人所指的方向却大径相庭。

  不可否定,此二位都算得上是学富五车且极其聪明的学者,笔者之所以把这俩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放在一起,是想告诉大家,这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用一个字形容,就是——“狂”。

  自古以来,大凡有些才气的读书人,多少都有些自负,但像此二位这般自负的却并不多。

  李敖的名言是:500年来,文章(白话文)写得最好的有三个人,第一名是李敖,第二名是李敖,第三名是李敖。——敢这样说话的人,精神上如果没什么大的毛病,脸皮该有多厚?

  如果是跑步比赛,你设一个前提,参赛者只有李敖一个人,那你说一、二、三名都是你,相信大伙都没什么意见。

  张五常先生虽然狂得没有这么厉害,但笔者从他一些访谈或文章当中,也感受到相似的气质。

  1983年的一个晚上,写完《企业合约的本质》一文,虽尚未成稿,但已知是传世之作,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,于是,我仰天大笑。

  笔者虽然相信这世界的确有天才,有些人的智力也确非一般人可同日而语,但我更相信,这世界,凡超出常识可以解释的现象都值得怀疑。

  原谅在下的孤陋寡闻,除了张五常先生,笔者还真没听说过世界上那个经济学家,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出传世之作的轶事。

  而且尚未成稿就预言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,也许吧,但何尝能知,一百年后,人家会不会仅仅是当一个笑话去阅读?

  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,弹丸之地成长起来的“大师”们,有一些人仿佛是古代夜郎国人的后代,尤其是没有一定家学渊源的暴发户子弟,往往都有一种缺乏修养的自负。他们才华是有的,也并非没有一点真才实学,也可能是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身边的人聪明很多,所以容易养成一种目空一切的秉性。到最后,这些本想成为大师的人,却最终成了大师级别的小丑。

  当然,这也跟一个地方的文化特点有关。香港的人大多都头脑灵活,尤其善于包装宣传,也就是打广告,既然是广告,夸大其辞总是免不了的,只是这些人有时忘了适可而止,夸张起来,什么形容词都敢用,什么“四大天王”、什么“天皇巨星”,把刚刚打开窗户看外面的我们这些大陆土佬唬得口瞪目呆。

  我们从张五常的博客当中不难发现,他的后面是一批推手的,用行内的话说,他有自己的营销团队,这些人非常善于包装和推介自己旗下的人物,无论是张五常还是张六常,不过是他们销售的“产品”而已。

  此外,张五常的包装队伍也善于利用网络工具,我们从百度百科等搜索引擎当中可以看出,有关张五常介绍的内容,夸张的宣传不绝如缕。

  可以说,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、政策建议,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《卖橘者言》、《中国的前途》、《再论中国的前途》、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等著作,一时洛阳纸贵,风流万千,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。

  说心里话,笔者对张五常先生的学术地位是认可一些的,也正因如此,张五常的大作我还真的拜读过不少。

  读张五常先生文章最大的感受就是,几乎每篇文章,他都要大谈特谈他的Goodfriends,科斯啦、弗里德曼啦、阿尔奇安啦,等等。

  他常说,近几十年来,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当中,除了一、二位,其他人都是他的Goodfriend。牛比吧?不,更牛比的是,在张五常眼中,这些获奖者包括他最推崇的科斯在内,都不怎的,“没有老人家(他常这样自称)高明。”

  他的那些包装团队甚至于公开宣传“老人家”不是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奖,而是拒不接受。有这事吗?笔者不用查就可断定,那绝对是虚假宣传。

  就算这是真的,就算张五常先生现在已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,我们现在就拿他最得意的一本书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作为案例,看一看这位“百年不遇”的大师究竟有哪些了不起的家当。

  1935年,张五常在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,父亲是一位小商人。1941年 12月,日本占领香港,年仅6岁的张五常随家人后先到澳门,经惠州,曲江(今韶关),最后避难至广西桂林,柳州等地。

  1945年日本投降后,张五常一家返港后,10岁的他求学广东佛山华英中学,考学不入,升学后又降级,最后被开除。

  1952年,已经17岁的张五常就读香港皇仁书院,第一年留级,重读一年后中文仍差一分才及格,因而又被开除学籍。

  1954年,19岁的张五常在他父亲的文来行工作,不久便开始学习摄影。同年赴加拿大多伦多求学,结果又没考上,然后还是回家,期间曾从事摄影工作,当了一位照像师傅,但他并不甘心。

  1959年,已经24岁的他终于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,先是学商科,后转读经济。这时候他开始发奋,终于在27岁拿到了大学毕业证,然后又继续攻读硕士,二年后又想考博士,结果口试时没通过。

  直到1967年,32岁的张五常凭着日后让他骄傲了50多年的《佃农理论》一文,在加州长堤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,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,在这里,他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罗纳德·哈里·科斯。

  1969年,他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继续做博士后,几年后,四十岁左右的他终于被该校聘为教授。

  1982年,47岁的张五常终于衣锦还乡,拿到了比美国高出一倍多的薪水,成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系系教授,后来升为主任,2000年,65岁退休。

  退休之前,张五常并没有多大的名气。在香港大学教书期间,张五常不像后来他在内地那样。到处受到欢迎。

  1991年,在香港大学一些系所办的“最差教学奖”的选举中,张五常被选为“最劣的教师”。由此可见,他教书的水平有多烂。

  据说,张五常讲课,从来不备课,也没有讲义,更不在黑板上板书。在他看来,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,备课是多此一举。

  很难想像,一个后来在内地“演讲”从来都是座无虚席的大师级人物,在其服务了18年的大学里,竟然是“最劣的教师”。据一位曾经是他学生的人回忆,张五常的英文香港人听不懂,他的广东话外地人听不懂,普通话就更糟糕。

  我们就以最让他自己称赞的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为例,选几段“精彩名言”,让大家见识一下“大师”的思想。

  据称,张五常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一文是专门写给诺贝尔经济奖得主,他的老朋友科斯的。文章前言部分开门见山就强调:

  “为科斯写的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是我平生无数的中英二语的作品中,唯一的还没动笔就知道是大文,肯定是。”(P23)

  这话似乎比上次“虽尚未成稿,但已知是传世之作”要谦虚一点,因为“大文”这个词只有张五常这样的人用过,是文章写得很“伟大”呢还是文章写得很长呢?都可以理解,但以张五常的个性,他不会因文章长一点而傲骄,所以笔者理解成“伟大”之文。

  不过,读完之后,笔者觉得还是按“长文”理解要更合适一些,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此文“伟大”在什么地方。

  文章总的格调,是肯定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,这一点与笔者的观点,或者说,与大多数具备理性思维的中国读者的观点基本一致,这种观点拿到现在,除了少数极左人士之外,从官方到民间,也基本是一种共识。因为三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,有总结它的“光辉历程”,多一个张五常并不是什么坏事,当然,仅凭这样的观点就自称“大文”,恐怕还是难于服众。

  全文的亮点不是没有,但仅仅出现在不到2000字的“后记”里面。众所周知,张五常对国内政策批评的最厉害一条就是2008年出台的“新劳动法”,笔者因为对这个领域不是很了解,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正确,但我仍然很欣赏张五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,因为,我一向认为,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肯于说真话,并且在说真话的同时拿出自己的依据。

  另外,张五常对当年的货币政策也提出批评,这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对的,因为一个大国频繁地调整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很难预估,但坏处却更难避免,拿好坏都难于确定的政策作为干预市场的手段是最不明智的行为,在这一点,我同意张五常的观点。

  如果张五常先生将此文的重点放在这两个方面,或者仅仅放在货币政策方面,没准他还真能写出一篇“大文”。

  我们只看到,全文长篇累牍重复一些比政府工作报告还肉麻的吹嘘之词,根本不像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学术作品,笔者不知道科斯读后有什么感想,反正我的感觉就是“废话连篇”,如果张五常拿他这篇文章在大学里面当教材,我也会像从前香港大学的学生们那样,颁发他一个“最差教学奖”。

  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的中文部分包括结语和后记在内,全文分了十二个章节,每个章节大约三千字,全篇不到四万字。2009年,中信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时,前面是英文版,后面是中文版,合在一起差不多有200个P。

  文章一开始,蜻蜓点水式地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现象,然后笔锋一转,得出一个令人怀疑的结论,即中国三十年改革超过了日本的“明治维新”。

  大约二○○三年,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。我回应:“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。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。(P117)

  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说,不要跟我讲你这里不舒服那里难过,我可以马上给你开出一大堆药,但是,你要看到,你的手很好,脚也不错,特别是五官都没啥毛病,这才是重点!

  相信即便是再有修养的病人听了这话,也会把这个医生的桌子给掀翻,脾气急一点的,恐怕大耳刮子都扇过去了。

 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,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。(P136)

  1984年中期,贪污开始盛行。起初我是欣慰的,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。这清楚地显示了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。(P137页)

  “贪污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关联,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。但是,如果一定要说贪污的好处,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。”(P137)

  而事实上,官员之所以存在贪腐的行为,正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特权,两者之间本来就是因果关系,如何替换?张五常不懂还是故意混淆是非?

  世界上的经济学家,能这样为贪污寻找理论依据的除了张五常,我没发现第二人。难怪他在内地很多地方的机构受到执捧。

  当然,他也知道这样明目张胆地为贪污洗地是说不通的,于是,他又换了一种方式:

 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,不止四十年了。但我从来没有反对的存在。从第一天开始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。(P178——179)

  张五常这本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,也有一些是对其他人著作的批评,比如他认为陈桂棣和春桃《中国农民调查》一书中说中国农民实在苦,“这些言论,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时刻说出,是不负责任的。”

  本以为像张五常这样的自干吾会受到某一类人的特别欢迎,岂料想近几年他在内地“左右都不逢源”,把他跟吴敬琏放在一起猛批(人大周新城教授),害得他拼命解释,其实他哪有吴敬琏的担当与良知?他俩根本不是一类人,只不过那个批评他俩的学者无知罢了,吴敬琏就懒得回应,因为那个人水平实在太LOW。